理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问题，首先要提高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认识。工信部网络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新社指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狭义上指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软件、硬件和基于软硬件的平台的建设等，如5G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数据库建设等；广义上则包括了与数字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府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措施的建设，以及整个社会对数字经济的认知和相关行为习惯的建设等。

      社会的发展将不断对数字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动态持续的建设过程，决不是一劳永逸的”， 李新社说。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手段，也必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认为，未来新基建的发展需要公私合作，在民营企业没有能力、没有资金或者本身具有较大投资风险的领域，政府需要持续不断的前期投入。例如，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对隐私计算技术、数据互联空间等通用技术、通用设施的建设，推动数据在更高层次和更多领域流通和利用。

规划新基建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学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在内的新基建，具有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特点。对传统基础设施而言，其效果基本上可以通过事前规划加以保障。与之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和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路线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对于数字技术发展的规划要适度。

      “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政府的定位更多的是服务”，刘尚希补充道，政府主要应负责公共产品的投入，对产业发展适度规划、对企业行为适当引领，着重于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许可表示，技术发展和法律监管始终存在着“步调难题”：法律出台过早可能会阻碍创新，法律出台太晚则可能加大风险。因此，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共同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法律规则，将会更符合各方预期。

      此外，许可还强调，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在数字经济监管方面的探索，将会对全球性公共规则的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数字经济发展应扩大开放

      “十四五”规划中特别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十四五”规划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到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数字经济将容纳更多市场主体，吸引更多人才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张占斌认为，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发展其行业优势，帮助和带动传统产业、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的扩大开放，允许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此外，张占斌还强调，我们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科技创新，通过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弥补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提高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竞争力，以期将来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尚希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需要更多社会资本、民营企业的参与，没有资本的跟进，无法实现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在数字化时代，只有对数据的独占才会形成真正的垄断。如果各大数字平台的数据能做到相互开放，就能有效激励竞争、避免垄断。因此，政府应该在数据开放共享方面做出表率，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数据共享。

要打造符合实战需求的数据安全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李建华指出，此次的俄乌冲突让大家充分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独立安全运行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控体系和安全防护能力建设。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要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实体和数据资产的保护体系，保障我国数字经济的安全；其次，我们要打造符合实战需求的数据安全体系，完善包括极端情况在内不同安全态势下的响应措施；最后，我们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两大维度出发，围绕数据安全的对抗、取证和溯源等关键领域，开发安全可靠的技术和产品。

      李新社也强调，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因此，我们要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之初，就把数据安全理念贯彻到位。一方面我们要对数字资产进行确权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明确开放不同层级和类型的数据需要满足的条件、明确对于相关数据使用者和使用范围的要求。

（来源：新京报）